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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墨宝集在京面世
来源: 时间:2017-09-22 作者:管理员

2017年9月12日在湖南大厦举办了“伟人情怀——毛泽东书信墨宝暨中南海胜迹图展示研讨会”。

“毛泽东书信墨宝”是由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依据中央档案馆提供,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出版物中的毛泽东书信墨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每封书信墨宝书写的背景、主要观点、核心内容、艺术特色及其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故术语进行纵横比较、反复论证、潜心研究、历史四载、最终辑录出毛泽东书信精华660 封,其中墨迹288 封。辑录的这些书信墨迹基本代表了毛泽东一生书信墨迹的全貌,其内容之广博、情感之真切、思想之深邃、气魄之宏大、富意之博远,不仅反映出他同亲朋、故旧、师友、学兄间的情感交往历程,反映出他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息息相通、密切联系群众、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展示出毛泽东大气磅礴、气势恢宏、遒劲刚健、豪迈超逸,不同历史时期独具特色的书法风貌,是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思想,临习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最好模本。

《毛泽东书信墨宝集》由著名古版线装书印刷企业采用优质手工宣纸,原件影印,函盒精装,两函十六册,中国西苑文化艺术出版社编号出版发行2998 套,每套5980元。

▲2017年9月12日在湖南大厦举办了“伟人情怀——毛泽东书信墨宝暨中南海胜迹图展示研讨会”

▲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于友先在会上致辞

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主任,西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杨宪金在会上介绍《毛泽东书信墨宝集》的辑录情况

▲中央文献出版社原社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原副会长郑德兴在会上发言

▲中央档案馆正局级干部、研究馆员、中国档案出版社原社长周留树

在会上发言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高风在会上发言

▲周恩来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纪东在会上发言

▲刘精松上将、张宏良教授、杨宪金主任翻阅《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罗杨翻阅《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杨宪金主任、名树伟部长翻阅《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王家斗副会长、王孝国董事长翻阅《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李晋有主任、蒋有泉会长、杨宪金主任向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朱德孙女朱新华、陶铸之女陶斯亮馈赠《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楚水会长、黄泓人院长、李海豹总编、王孝国董事长向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郭沫若之女郭平英、田家英之女曾自、萧军之子萧鸣馈赠《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孙洪涛书记向刘思齐女婿马飞馈赠《毛泽东书信墨宝集》

《毛泽东书信墨宝集》被首都图书馆收藏

《毛泽东书信墨宝集》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毛泽东书信墨宝集》被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

附:中南海画册编委会主任杨宪金两篇赏读毛泽东书信墨宝的感悟文章

信贵情情贵真

毛泽东书信与书法艺术赏析

——杨宪金

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和缅怀之情,在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的支持下,我选择了前后时间跨度长,几乎贯穿毛主席一生的书信墨迹这一独特领域,对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书信墨迹文稿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正式出版物中的书信墨迹,以及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履职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主任、西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期间所搜集整理的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部分书信文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主席每封书信写作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核心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故术语,进行纵横比较、反复论证、潜心研究,历时四年多的时间,终于辑录出毛主席书信精华660封,其中墨迹288封,并辑成《毛泽东书信墨宝集》,由中国西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该集基本代表了毛泽东书信的全貌,这些书信著述其内容之广博、思想之深邃、气魄之宏大、寓意之博远,是任何文献资料都无法替代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主席在革命生涯中,同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交往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反映出他同亲朋故旧、师友学兄间交往中的亲情世界,反映出他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息息相通、密切联系群众、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在艺术的角度上则展示出他大气磅薄、气势恢宏、遒劲刚健、豪迈超逸不同历史时期独具特色的书法风貌。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书法艺术的好教材。

通过学习毛泽东书信思想,辑录毛泽东书信墨宝集,对毛泽东书信的深刻内涵有所感悟,现归纳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鲜明的时代性

衡量一个艺术作品不仅要看文化内涵,还要看它的历史价值,毛泽东书信二者兼而有之。翻开毛泽东书信,除了可以学习、欣赏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外,一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画卷立即呈现在面前。这些信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作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超越该时代赋予新时代新的精神动力,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旧中国、江山破败、人民涂炭。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同胞揭竿而起。一些人甚至是亲朋好友就认为参加共产党、到了人民军队便有利可图,特别是认为毛泽东当了大官,就想到共产党那里捞个一官半职或图点好处。如在1937年毛泽东给表兄弟文运昌信中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有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一封信把共产党、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这样一群中国精英,不图个人好处没有薪水,特别是毛主席一家人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了6人,正是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毛泽东教育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如1944年给郭沫若信中这样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正如民主人士郭沫若评价的:“人民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无比正确的,有这样谦虚谨慎的政党,有这样保持头脑清醒的领袖一定会无往不胜!”

建国后毛泽东日理万机,他给各方面写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书信,对于人民生活尤为关注。1965年8月15日致李先念信中说:“‘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此信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把人民利益看作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时刻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维护国家利益,经常思考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此信中“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一句话凝炼简短、果断坚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施政治国、泽被人民方面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英明果断的伟人风范。毛泽东这些书信著述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作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新时代的新的精神动力。研究这些著述,对于加强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深厚的亲民性

纵览毛泽东书信体悟道,毛泽东无论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始终保持与亲友的书信往来,体现出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常人的情感世界。他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曾经向三毛一样在上海过着非人的流浪生活,后来党组织送他们到苏联学习,就这样他仍然严格要求他们,他在1941年1月31日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回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的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此信内涵丰富,语气恳切,平易而不失庄重,威严而不显强硬。他不许子女有任何特殊行为,也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子女的意愿之上。而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循循渗透,诱促人自。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善教的一面,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对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导。还体现了对子女的严与爱,也寄托着对中国青年的迫切希望。毛岸英回国后,毛主席即安排他到农村去搞土政,后朝鲜战争爆发,又送去抗美援朝牺牲在战场。

毛泽东同志一生联系广泛,广交朋友,除了给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写了大量书信外,与科学家、爱国人士、艺术家、家乡父老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对他们关心备至、虚寒问暖,并且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虽然是谈诗论画,但点滴小事处处体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对人民工作生活的关心。这在无形中也把各方面的有志之士紧密地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努力为共产党和新中国效力。例如1949年6月19日致宋庆龄先生信中说:“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高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此信自始至终深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仰、信赖、关切和期盼。他不仅在信中如是说,也在实际行动中如是做。当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之时,毛泽东早已到达东站迎接,两位伟人之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又一篇辉章。

毛泽东对人关心备至,还体现在一些小事和细节上。1944年11月21日致沈雁冰的信中说:“雁冰兄: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此信虽然80余字,但体现了对朋友无微不至的关心。毛泽东与沈雁冰的这种真诚友谊不仅表达了朋友之情和友谊,更体现了毛泽东高雅的气度、恢宏的气魄,对人深厚的感情和宽广的胸怀,是我党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团结斗争的宿影。

同时毛泽东对人也非常尊重,无论是比自己年长的,还是年少的,在通信中都称呼××兄、××先生、××老、××左右、××如晤、××大鉴、××同志、××夫子道席,在落款时从不以领袖自居。1944年1月10日致彭德怀的信中说:“德怀同志,看了十二条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信中毛泽东前先称呼同志,同时对彭德怀认真研究问题提出的见解、方式和态度给予了肯定,又对发言中一些失之偏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表达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 一分为二的原则,以及对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

强烈的教育性

阅览毛泽东书信,不仅欣赏到毛泽东精华语言、书法艺术,更能感觉到它就是一部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思想教科书。封封书信,毛泽东高尚的人品、做事的准则、高超的领导艺术、鲜明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跃然纸上。在任何时代,都会强烈地冲击人们的灵魂。他在1937年1月30日致徐特立的信中说:“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同群众在一块的;而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楷模,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从这七个方面,毛泽东对徐老进行了高度赞扬,对与徐老风范差之千里的一些人的表现进行了批评,鼓励教育党员以徐老为榜样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为此他还多次告诫亲朋好友,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以权谋私,告诉他们在当地找工作,不要来北京,在工作岗位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他对工作严谨细致,告诉政府工作人员宣传要实事求是。如1954年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信中说:“『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他始终重视思想文化建设,重视人民的首创精神。如在1944年给杨绍萱、齐燕铭信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此信毛泽东紧紧围绕杨、齐对旧剧的成功改编,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全局出发,对杨、齐无产阶级文艺实践在全国抗战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高席评价,深情赞扬并提出殷切的希望,这对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的成长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繁荣,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再如,1937年在致艾思奇的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这篇书信篇幅至小,语言凝炼、朴实流畅,多用口语化的短句,简洁明了,亲切感人。“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一句,体现了毛泽东对学习的热爱、对同志认真谦虚的态度,这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笔墨当随时代,毛泽东书信正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扎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扎根于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中,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沈尹默说的:“以筋骨立形,形以感目,以神情润色,情以感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然,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形容毛泽东书信恰如其分。清朝理也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的气概”。毛泽东书信的感染力除了扎实的文字语言功力,更来自于他的品质、意志、才能、学问等诸多素质的合力。

独特的艺术性

毛泽东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中,畅游书海,汲取前人智慧,以超卓天才为世人留下大量的书信著述,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教材。这些书信,除个别信件用行楷,大部分用行草,有的用狂草写成。如1956年12月29日致周世钊先生信中说:“东园兄: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顺祝平安毛泽东”。整封信用草书书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领袖气魄和大气磅礴、洋洋洒洒的艺术笔法。正如宋曹在《书法约言》中指出的“草如惊蛇入草,飞鸟出林,来不可止,去不可遏。”

1950年4月13日《致杨开智、李崇德信》可以看作他进入草书阶段的代表作,信的开始几行虽然用字还留有行书结构的特征,但整体而言,无论书写的速度,还是用笔的连贯与笔锋的使转,都是典型的草书笔法。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毛主席相对稳定地保持了这种风格,如1952年10月10日的《致宋庆龄的信》、1954年12月28日的《致李达的信》、1956年2月14日的《致刘松林的信》。在这几封书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字体以草书为主,或有行书写法。二是字形大小变化不大,单字依然以方正为主,字与字之间虽有牵丝连带,但单字界限比较明显。三是行距均匀,很少有侵占相邻行间的笔画出现。

毛泽东的书法源于二王、怀素、张旭等名家。但不受名人框框的束缚,甚至连纸上印的条条框框也从来不写在里边,而写在框框之外。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书法的书写不计较,吸取众家之长,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书法实践形成审美趋向,将从前人书作中揣摩的心得熔铸于自己的笔端。纵观毛泽东数百封书信,篇篇用笔严谨、开合有度、有聚有散、有张有弛、有提有按、刚中带柔、深厚有力,做到了疏与密、虚与实、大与小、向与背、干与湿、浓润与缝隙等完美结合。正如《书谱》云: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稿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用这些话形容毛泽东的书法,一点也不过分。因此,毛泽东书信书法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他的书法和历代皇帝文人墨客有着不可比拟的突出特点。

毛泽东高超的书法技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除了他的天才之外,也是他认真学习、博采众长的结果。他在老家上私塾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就打下了雄厚的书法基础,在战争年代,主要靠工作书信练习,进入社会主义和平时期条件好了,他开始认真学习怀素、王羲之、于右任等400多种历代名家的书法。特别是草书书法,这一点可以从1958年他给秘书田家英信中得到证明:“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通过此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各种草书字贴的深入研究,对于信中提到的字帖,他更是忙里偷闲,经常阅读练习。有时毛泽东练习书法及诗词和信件认为不满意的草稿扔在字纸篓里,好多次被秘书田家英拣回来,如《人民解放占领南京》,后来成为重要的诗文资料。

毛泽东书法为20世纪帖学书法的复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章法、结体还是用笔,都体现了独树一帜的创新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书信书法在信息化时代为书法艺术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开辟了新的境界。

宗亲的清廉性

毛泽东书信,还反映了他对故乡和亲友的怀念与关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息息相通的密切联系,以及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

故土萦怀,亲情依依。毛泽东1910年离开家乡韶山外出求学,随后投身革命。自1927年,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时回过韶山,以后直到1959年才又回家乡看看,在阔别故乡的漫长时间里,他深深眷恋着养育了他的这方土地,思念着家乡亲友。1937年11月,他给文运昌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到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威,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还在五十年代邀请了韶山的一些亲友革命老人、烈士亲属和旧时的老师等到北京见面叙旧、参观游览。他惦记着亲朋故旧的生活困难,并经常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们。

毛泽东挚爱家乡,挚爱亲友,却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为家乡和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照顾。建国后韶山不少亲友写信要求他帮助介绍工作,他都坦诚地向他们说明不便,为他们安心在家乡务农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它正常途经求得工作。

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毛泽东的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亲人的对话,劝导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对生活有困难的亲友,毛泽东总是从自己收入中一再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而不增加国家一点负担。郭梓材是毛泽东私塾同学,并曾和毛泽东同在湖南新军当兵,建国初期他因所在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北京工作,毛泽东回复他说:“北京人浮于事, 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为帮助郭梓材解决生活困难,毛泽东1950年到1962年间给他寄钱六次共计1700元。

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 “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无可厚非,但他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

毛泽东不仅把自己的亲友与家乡群众同等看待,而且还把韶山与全国各地同等看待。韶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建国后,韶山的一些烈士家属,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其生活给予照顾,毛泽东对家乡的革命烈士是崇敬和怀念的,他在1950年5月8日给毛逸民的信中说:“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的事,全国有几万万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毛泽东一贯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他对家乡人民和家乡建设也是这样要求的,他在书信中鼓励家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改善自己的生活。1950年5月8日,毛泽东在给他的族叔毛逸民的信中写道:“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在这一时期,先后分别给毛照秋、毛桂昌写信强调家乡人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应在土地改革和努力生产中陆续地求得解决。

即使是给家乡亲友寄钱物的时候,毛泽东也不忘告诫接受者要“刻苦节省”。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长期患眼病,他的母亲又患肺病,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毛泽东多次寄钱资助他们到长沙治病,同时又写信嘱咐他们说“不要来北京,也不宜在长沙住的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与家乡亲友通信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经常在信中要求亲朋故旧给他写信反映乡间情形,指正政府工作的缺点,有时还写信邀请老党员、老农民等上北京向他汇报情况,乡亲们带来的有价值的材料,他还批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参阅。

毛泽东关注家乡情况,但他却不干预家乡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工作。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在给韶山地区的老党员毛胜大的信中郑重地嘱咐他上北京前到韶山,石城西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西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未来“作为参考之用”,并特别说明他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同年10月16日给他在少年时二娃请教过的李漱清的信中更明解地说“承先乡亲,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地方性问题,使地方政府不好办”。这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工作的尊重与支持,也体现了他可贵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如今翰墨留香,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些书信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崇高的原则性与清廉性令人折服,让人敬幕。

综上所述,毛泽东以独具的历史地位、特有的领袖气质、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超卓的语言驾驭能力为世人留下的这些书信著述,有的慷慨激昂、雄浑豪放;有的庄严凝重、深沉悲壮;有的情理兼具、诲人不卷;有的幽默含蓄、质朴无华;有的温婉有节、热情坦率;有的崇论宏议、涉深识远……但凡读过他书信的人,无不为其信中折射出的光辉的思想、非凡的才智、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胸襟所折服。他那支如椽大笔、匠心独运、挥洒自如、笔力所及,可包举宇内并吞八荒。读后使人心潮澎湃,感奋不已。

毛泽东书信所以能让人掩卷起敬、过目难忘,还因为他融于信中博大而真挚的思想情感。毛泽东是极重感情之人,戎马倥偬之中,他爱兵如子、体恤民情、坦荡无私、心忧天下。身居高位之后,仍无君临天下之傲岸,惟有人民至上之襟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信贵情、情贵真。在毛泽东风格各异、情韵万种的书信里,有革命豪情、有儿女柔情、有战友深情、有故园乡情、有盟军挚情、有师友亲情。凡此种种皆发于衷,寓于理,入于深,出于浅,再加上他世情洞达、议论风生的书信语言,读之使人心暖肠热,倍受启迪。

2017.8.8

刻苦向学 求学立志

——杨宪金 赏毛泽东书信有感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学问家、国学大师。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书写的书信,洋洋洒洒、舒展流畅、言辞简约、句式多变,往往以理服人,其书信中所体现出的刻苦向学、坚定不移的性格及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展现了他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一个需要巨人出现的时代。1893年底在湖南湘潭县一个不起眼的山村里毛泽东诞生了,毛泽东生在简陋茅舍,祖辈世代务农。父亲毛顺生精于经营、克勤克俭,母亲温和善良、勤劳俭朴、善于持家、乐于助人。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农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从六岁起,毛泽东就下地劳动,与劳苦大众有着深切朴素的感情。农民的悲惨生活深深地触动着他幼小的心灵,贫苦农民的勤劳、勇敢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使他从少年起就正直善良、疾恶如仇。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得出如下结论,要改变农民的悲惨命运,就必须要识字,只有拥有知识才能改变现状,为此,毛泽东发奋读书。

1902年,他入家乡私塾攻读诗书,先后就学于韶山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地。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活使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因贴近下层的民众生活,确立了兼济天下、解民倒悬的远大志向。1910年毛泽东因不满于私塾的封建礼教辍学在家务农。父亲让他去朱店当学徒,毛泽东极不情愿,为了说服父亲,这位聪明、倔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韶山骄子,设筵劝父,得到父亲同意离开韶山,来到外婆家——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东山小学堂,对毛泽东帮助最大的是表兄文运昌,文运昌向他介绍了这个学堂的情况及学校新法教育改革并经常提供图书给他阅读。毛泽东除了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地理及各种书籍。当时新书流传很少,文运昌就多方寻找向毛泽东推荐,在文运昌推荐的进步书籍中,毛泽东爱不释手的是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两个刊物倡导民主,改良革命推新,反对封建礼教,使毛泽东眼界大开,同时梁启超笔端带情的文章,也使毛泽东很受鼓舞。1915年寒假,已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来到外婆家向八舅拜年,顺便向文运昌还了早已借过的部分书籍,同时夹上了“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的这封短信。此信虽短却体现了毛泽东酷爱读书,精于读书的精神,全信虽只有40余字,但言辞简约、凝炼集中、情生万端、意厚笃诚,读后叫人感慨不已。

杨昌济的博学多识和高尚人格对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读书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读书方法上,他总结了一套正确主张,他认为对于学问,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有所取舍分析的态度,做到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既要输入西学也要输出中学。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然后可以适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毛泽东还主张在求知识期间不仅注重获取知识而且要广交朋友,他认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对于师友间的友谊非常珍视。

毛泽东告别自学生活,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四师范学校,不久四师合并为一师。辛亥革命后,一师实行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先后聘请了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行端正的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人任教。毛泽东刚进一师便惊异地发现这所学校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更有一批博学多才的老师,在这学风淳厚、思想新颖、人才济济的知识殿堂里,他很快得到老师们的赏识。毛泽东对博学多识的老师也十分敬重,假如说毛泽东对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的情感颇多表现为对长辈的敬仰的话,那么毛泽东和黎锦熙的交往则近乎于对朋友的坦率和笃诚。读书所思有感而发,毛泽东总要向黎锦熙请教,以期望有所指正。1915年9月黎锦熙调北京教育部任职,这使毛泽东更加思念自己的老师,他曾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由于误传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1915年11月9日,黎锦熙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写信给他,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信中首先分析了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收揽各士,企图借此装潢门面“以术愚人的现实”,毛泽东劝黎锦熙不可急图进取,并提醒黎锦熙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不可久居,急归勿恋。对毛泽东来说,黎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然而在有关国家大事面前,他却不能不坦率直言,表现了他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直到后来知道黎先生并未被袁世凯笼络时,毛泽东才如释重负。由此可见年仅22岁还在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何等的严肃认真。毛泽东还在信中讲述了他在学校里的表现,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在黎锦熙先生的劝告下,专攻古籍的想法确定了先通后专的意愿,认真在学校读书,但学校的陈规陋习,已使性情不羁的毛泽东深恶痛绝,他痛斥学校并非读书之地,在这个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的地方,只能使宝贵时光逐渐消失,所以毛泽东认定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表彰走出校门,改造社会的决心和意志。

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书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常和黎锦熙谈古论今,他们虽为师生却情同手足,在湖南一师黎锦熙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毛泽东常携友来此活动并亲自组织了哲学小组,每逢星期日和假日,毛泽东还经常到黎锦熙居住的芋园拜学求教,两人述从甚密、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亲密无间。他曾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又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1915年9月,黎锦熙应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在北京担任了教科书的特约编纂员。此时的毛泽东仍在一师求学,两人千里相隔却音信不断,在繁杂的书信来往中,毛泽东所言之事极广,从报国救民到世界观、人生观的探讨到哲学辩论,每谈必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此见解都是毛泽东奋发求学的结果。在毛泽东长达五年的一师求学生涯中,他对知识的学习,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乃至世界、宇宙之大本大源”。他曾言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为此他先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科学、伦理学,希望从根本上交换全国之思想。由于毛泽东读书目的明确、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愿望迫切,他的学习琸历风发,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他还与朋友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毛泽东还注重学习方法。他认为,学问学问,既要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进行讨论交流,正是毛泽东的勤奋好学,使他学识渊博,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大问题上,独具慧眼、别有高论。

毛泽东还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还论述了,德智仁与勇并举的辩证思想,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没有了身体这个承载,知识和道德都将无所依附。为说明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全段论述了锻炼身体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以颜子、贾生、王勃、卢照邻等不永寿者的早夭或坐废为例,说明一旦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的道理。一方面他以罗斯福、孙堂嘉纳等人为正倒,论证了至弱至身通过体育锻炼可以达到至强之效的道理,使此信达到了以理服人的效果,德智所寄,不外于身,强调身体。信中毛泽东认为黎锦熙德、智皆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注重身体锻炼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一经确定,便从根深蒂固,并使毛泽东终生受益匪浅,他不但是一个理论上的创造者、倡导者,更是一个实践的推进者,据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载,毛泽东回忆起当年他对体育锻炼独特而又丰富的体验时,曾不自豪的断言“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通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可见体育锻炼对他的影响之深。

毛泽东为了学习古代文化,1915年夏天,毛泽东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长沙高等师范。因为这个学校,设文史两种,重自习不重上讲堂,对研究大籍都有好处,后在黎锦熙的劝告下,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心博览广学,他的这一学习方法,也充分体现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信中说:“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还说:“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二也。”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讲了通与专的先后关系,在一师求学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了杨昌济、徐特立之外,就数黎锦熙了。黎锦熙是一师的历史教员,富有爱国和民主精神,常与进步同学讨论学术,深论事实政治,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当毛泽东认为“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之时,黎锦熙劝告他这是先后例置,对于专和通、新和旧的关系,应是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为了证明这个道理,他以俾土马克、袁世凯为例,论证了“政家”“事功家”之学大都富于博学通识,他还以王安石为例,说明王安石虽为走门之学者,但恰因不能通知社会,而实行了不适当措施,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通识博学。毛泽东被黎锦熙劝服,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其次毛泽东在信中讲述了各学校研讨方法,对于历史他指出,要研讨中国历史同时要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应当注意中西之比较,研究地理必须借用地图。因为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图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历史、地理学习的独到见解,正是这种认识才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运筹帷幄创造了条件。另外毛泽东还在信中谈到了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学科,认为必须有条理、有秩序,不仅把它们视为养生之道,还要把它们当作美感教育来对待,体现了毛泽东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思想。再次,1913年到1916年毛泽东把读书重点放在中国历史典籍上面,除了课堂上国文、修身、历史、地理接触到的以外,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来阅读古书,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王船山、谭嗣同的著作,他广泛涉猎,对于国学的学习方法,他主张欲通国学,应先通其常识,方法是由此及彼,“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其举一反三,融汇贯通的思想已鲜明的表露出来。

毛泽东在求学期间正是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也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跃上新境界的重要时期,在探索和寻求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他爱惜光阴、刻苦学习、勤奋于思考、善于总结、深入社会、磨励意志,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异成绩和出众才华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同时,结交长师益友、有志之士,他交朋友的原则是“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人非圣贤,不能孑然而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在给萧子信中又说“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仆)。无他长处…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正是这种急切求友的心情,使毛泽东不仅把目光投向一师老师、同学,还积极向社会寻找知已、朋友、联系一些有名望、有学识的智者。只要是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是外地来的有名望的学者,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向其求学问道。毛泽东之所以对社会圣贤、仁人志士如些看重,除了他对圣贤志士的崇拜心理,注重友谊之外,还与他早期圣贤创世的历史观分不开的。他在读《世界英雄豪杰传》时,对华盛顿、拿破伦、彼得大帝等人物圈圈点点,并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在对《伦理学》批注时,他写道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此种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毛泽东热切地期昐着英雄降临,圣贤出世来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唯心史观,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毛泽东进而得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早年的毛泽东高举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紧跟中国进步潮流,探寻着中国未来的道路,并在不断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同时不断的改造着自己,完善着自己,后来他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著名论断,实现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

杨宪金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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